隋文帝杨坚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，在世界历史上也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1978年，美国著名学者麦克·哈特出版了《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》一书，评选了100个名人，其中中国有8人，隋文帝列第82位，作者对他的评价是“他在秦始皇之后重新统一了中国，而且发明了科举制度”。

　　很显然，麦克·哈特指出了隋文帝在历史上的突出贡献。但实际上，隋文帝在历史上的贡献还有很多，其中一点就是以法治国，以律治吏，营造了隋朝的空前繁荣，为后来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打下了一定的基础。

　　他登基不久，就召集郑译等法学专家修订了《大隋律》，废除了前代犯人斩首后挂于木杆上示众的枭刑、车裂于市的死刑以及鞭打的鞭刑，规定审讯囚犯时拷打不能超过二百杖，大大减轻了惩罚的残酷程度，彰显了法律的人性化。

　　在具体的执法力度上，隋文帝十分严格，丝毫也不马虎。

　　他对盗窃十分憎恨，予以严厉打击。开皇十五年（595年）十二月，他下达命令，“盗窃边疆粮食一升已上，都要处死，并且没收全部家产”。后来又下令，凡是盗窃一文钱以上的人都要在闹市处死，并暴尸街头。曾有三人合作偷了一个瓜，被发现后就立即处死了。因为这些法律十分严酷，有人为此找到执法者上访，要求上报上司进行变更，否则就要打死执法者。这事传到隋文帝那里，隋文帝也觉得这些法律过于残酷了，就废除了这些法令。

　　他对官员严加管束，犯者严惩不怠。他采取两种办法，一是派人下去巡视、监督。他让亲信官员下去秘密调查官员的廉洁情况，一次罢免河北52州贪官污吏200人；二是“钓鱼”执法。他派人暗中向一些可疑的官员行贿，这些人一旦受贿，就立即予以处死。晋州刺史、南阳郡公贾悉达和显州总管、抚宁郡公韩延等都是因此被处死的。这些办法，对官员起到了强大的震撼，官吏只好奉办守法，严以律己，而不敢假公济私、贪赃枉法了。

　　他对官员行止规范严格，对冒然失守者也绝不姑息。有一个姓辛的刑部侍郎（相当于公安部副部长），为了官运亨通，曾经穿过一条红色的裤子，隋文帝认为这是妖术，要把他处死。幸好大理寺少卿赵绰冒死进谏，才救了这位副部级官员一命。有一年大年初一，因为几个官员穿衣佩剑不整齐，隋文帝大怒，认为御史没有尽到责任，就把御史处死了。要作隋朝的官员，看来还是要十分谨慎，稍有不慎，即可亡命。

　　更有甚者，隋文帝还亲赴刑场监斩。将作寺臣由于征收麦杆比较慢，卫尉寺武库令由于大院长满杂草，派到下边出差的人收受地方官吏赠送的马鞭、鹦鹉，他就下令对他们问斩。为什么隋文帝一反常态，这次亲自到刑场监督问斩呢？我们仔细分析，这些公职人员处在十分重要的岗位，一个是管工程的，一个是管武器的，一个会影响国家工程进度和质量，一个会影响战备和国防。因此，隋文帝一定要亲自看着把他们处死才解恨。

　　斩钉截铁，铲除黑社会。上柱国刘昶与隋文帝既是君臣关系，也是朋友关系。刘昶的儿子叫刘居士，此人目无王法，竟然组织起了黑社会。他无故把公卿子弟中身体健壮的，劫持到一个地方，头上挂上车轮，用木棒击打，对于自始至终不叫屈不求饶的人，就把他纳为同伙。就这样，这个组织发展到了300多人。这伙人上街，无故打人，抢人钱财。人人敢怒不敢言。有人举报后，隋文帝派人调查，将刘居士处死，多数人被除名。横行一时的黑社会终于灭亡了，市民出行安全得到了保障。

　　执法不避亲，将儿子撤职查办。隋文帝的三儿子秦王杨俊在并州当总管，回到京城治病。隋文帝发现他骄奢淫逸过度，大规模修建宫殿和府第，就免去了他的一切公职，只保留了秦王的称号。好多官员向他求情，有的说他只不过多用了国家的一点东西而已，有的说他的罪过不应该被免职。隋文帝说，“法不可违。”他特别对大臣杨素说，“我是五个儿子的父亲，难道不是天下百姓的父亲吗？如果像你说的，难道还要为皇帝的儿子专门制订一个法律？”隋文帝始终没有改变他的撤职决定，最后杨俊在病中去世。

　　隋文帝杨坚就是这样一个以法治国、以法治吏的国家元首。在他的坚持下，国家的治安状况大为好转，官场风清气正，一切有规可循，大家敬畏法律，严格遵守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。他的这些办法，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法治中国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