媒体报道，6月10日，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大肆指责居住在本国的中国人，称他们加深了本国货币危机。这使舆论一片哗然，好多人对穆加贝总统的能力产生了怀疑。就连津巴布韦主流刊物《标准周刊》也出于公正，就此事发表了一篇题为《穆加贝必需停止推诿把戏》的文章，对总统的指责作了反驳。

　　这种推诿、归过于人的作法，实在令人大跌眼镜。有关资料显示，在津巴布韦，目前大约有3000多名中国人，他们以饱满的热情，参与了当地的经济建设，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。这3000多名中国人，与津巴布韦1300多万人相比，简直就是蚂蚁和大象的概念，如何就把津巴布韦的经济衰败归在屈指可数的中国人头上呢？

　　这很显然，总统先生没有考虑到中国人在津巴布韦的数量，轻率地下了一个结论，让中国人为他的治理失误作挡箭牌，实在是找错了对象。

　　这让我突然想起了中国古代和近代的两个人物，他们为了正义，为了国家的未来，忍痛担责，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来说，也是学习的榜样。对于穆加贝总统，也有十分借鉴的价值。

　　隋文帝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，以法治国，以律治吏。当时，有个大理寺少卿叫赵绰，此人执法公正，刚正不阿，深得隋文帝的器重。隋文帝和太后坐在床上，不时把赵绰叫来坐在旁边，与他谈论，也给他多次予以奖赏。有一次，赵绰的手下来旷上告说，赵绰违法释放罪犯，经过派人调查，结果来旷是诬告。文帝大怒，下令将来旷斩首。按说，对于赵绰来说，来旷就是不共戴天之仇，必杀之而后快。但令人想不到的是，赵绰三番五次找文帝说情，说“此人所坐当杖，杀之非法”。皇帝告诉他，“不关你的事”。但赵绰就是不听，“您把我放在法律部门工作，您要枉法杀人，我就得管”。气得文帝甩袖退入内宫。在赵绰的坚持下，来旷被免职流放。大家看，这个赵绰，多么有气量，多么有担当，为了救仇人来旷的命，把皇帝都得罪了，但他还是坚持真理，依法办事。赵绰的人品，可以说是高大上吧。

　　再说近代的大思想家梁启超，他的气量、他的担当也是大的惊人。1926年，梁启超得了尿血症，在北京协和医院被诊断为左肾有问题，必须摘除。但在手术中，由于护士的粗心大意，把记号放在了右肾上，医生也马虎，就直接摘除了右肾，梁启超的病情非但没减轻，还加重了。这引起了其它各界人士的愤怒。大家对协和医院大加指责。作为当事人的梁启超，却十分的平静，他写了一篇文章，叫《我的病与协和医院》，其中写道，“我盼望社会上，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，生出一种反动的怀疑，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”。当时西医才传入中国，为了西医在中国的发展，梁启超先生宁愿牺牲自己，也不愿牺牲西医，因此保持沉默，直至这个病要了他的命。梁启超先生不愧是一代伟人，他牺牲了自己，支持了西医的发展。他的担当也够大的吧。

　　再来看津巴布韦的穆加贝总统，他的担当就小多了，还不如中国古代和近代的这两位大臣和学者。穆加贝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，把本国家经济发展的过失轻轻推到几个外国人身上，告诫他们来时带上老婆，这是一个什么理由啊，好多人从中看不到因果关系，看不清来龙去脉。实际上，也就是推过于人，明明是自己错了，却反过来骂是别人的不是。这与中国古人相比，有很大的距离。

　　所以，奉劝世人，要学会担当，出现问题，一定要找准根源所在，而不是随心所欲，把过失和错误轻而易举地放在他人的身上，把自己却洗得干干净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