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是一个严字就可解决抗战期间反贪处死多人也白搭

1942年，抗战处于艰难时期，蒋介石为整顿吏治，曾以严刑峻法和军法审判两手，从重、从严惩办贪官污吏。他不顾姻亲、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说情和反对，毅然判处孔的两个亲信一个死刑，一个五年徒刑，且不许缓刑，企图由此祛除贪污，修明政治。
此后，蒋介石也曾多次、多方设法，甚至试图开展“肃清贪污运动”，借以解决弥漫于国民党官场的严重贪污现象。但是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他虽曾命令自己的儿子蒋纬国退回非法取得的“敌产”，却无力改变国民党官场的普遍现实。在他主持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虽曾制订《当前组织纲领》，规定党员应登记财产，凡拒绝登记者不得成为国民党员，但从未付诸实行。贪腐现象日益发展、泛滥、强化，终于迫使人民对这一政权完全丧失信心和希望，蒋介石不得不败走台湾。
孔祥熙的亲信林世良因贪污150万元而被蒋介石下令枪毙。其实，抗战期间，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从严从重惩处贪污犯的案例尚有多起，仅以1942年为例：
一月，四川云阳南溪乡粮食征收员毕巨卿等大斗浮收、倒卖公谷案，主犯处死刑，其余处无期徒刑。
二月，万县粮食征收员雷仲纯征粮舞弊案，判处死刑，追缴赃款。
七月，长沙警备司令部特务组长孔松涛等6人贪污案，均予枪决。
八月，贵州师管区司令胡启儒浮报名额，扣饷不发，擅权杀人，行使贿赂案，死刑。判决后，有重要军官二十余人联名上书蒋介石，要求改判无期，贷其一死。蒋介石批称：“此何等事，妄加干涉，置国家法纪于何地。其列名者，均记过一次示儆。”何成浚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委座之整饬法纪，毫不假借，作奸犯科者，应知所戒惧也。”(引自《何成浚战时日记》）
九月，成都航空站站长马祯祥代商人运货，有舞弊嫌疑，蒋介石命军法执行总监部讯究，何成浚因不能查得犯罪证据，以“行为不检”签请予以行政处分，蒋介石不准，再签请监禁一年，蒋介石批示，改为监禁十年。何成浚感叹道：“现一般公务员作奸犯科者，日益加多，委座采刑乱世用重典之主张，亦子产所谓‘火烈民望而畏之，故鲜死焉’之至意焉也。寓宽仁于严峻，用心良苦矣。”(引自《何成浚战时日记》)
十月，桂林办公厅科长黄勋、荣誉军人管理处副处长秦开明假借职权、营私舞弊案，蒋介石批交讯办，判秦无期徒刑，黄有期徒刑10年。蒋介石亲批，一律枪决。
十月，运输统制局昆明检查站站长朱孝仪倒卖查扣鸦片及货物，潜逃被捕，处死。军法执行总监部办公厅特检股股长俞浩兴假借职务便利，取得中国工业服务社顾问名义，月支顾问费300元；钟元昭夫妇受贿900元，均令处死。
以上各例，或见于《大公报》，或见于何成浚日记，应均属实。其中8、9、10月(桂林)三案，均经蒋介石批示，从重从严惩处。当年4月18日，蒋介石日记云：“贪污案必须将其上官与保要连坐处分。”6月29日日记云：“所见所闻皆多被侮受凌、阴险谋叛与贪污腐劣之事……思之危岌，言之痛愤。”9月30日日记云：“与康兆铭(泽)谈澄清贪污计划。”这些日记与蒋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表现与作为是一致的。但是，贪污、腐败是一种痼疾，蒋介石仅靠个人所知所见，靠严刑峻法，或仅靠军统、军法部门，何能阻止那日益泛滥成灾的贪污现象？
作为军法执行总监的何成浚理解蒋介石的用意，但是，他也担心贪官太多，办不胜办。12月22日，何成浚日记云：“现在高级官吏贪污舞弊者颇多，委座主严惩，实具有万不得已之苦衷。盖不如此，彼辈将毫无所顾忌也。但吞舟之鱼，仍不但漏网，而且不知有网。林世良之骨未寒，继承其遗志者，或已另有一巧妙作法，将林世良未到手之赃款，如数收取朋分矣。此等事委座安得一一尽闻之？”
有反贪制度无人落实，禁令写到手臂酸疼都无用
抗战胜利，国民党派员到各地接收，贪污、腐败现象更见恶性发展。1945年11月20日，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中将向蒋介石建议，“迅速执行在政治和官吏方面的改革，准备扫除官吏的腐败行为及取消过分的重税”。他警告蒋介石说：“国民政府的胡作非为已经引起接管区当地人民的不满，此点甚至在对日战事一结束后，国民政府即严重地失去大部分的同情。”(《白皮书》，《中美关系资料汇编》第1辑)11月28日，魏德迈会见蒋介石，报告他所知中央派往华北地区官员的贪污情况，使蒋感到极端惭愧。11月29日，蒋介石日记云：
昨魏德迈来见，告我以中央派往华北人员之如何贪污不法，失却民心，闻之惭惶无地，不知所止。
次日，蒋介石决定，在宪兵中增编“特侦贪污队”。12月2日，决定告诫党政军各界官吏：“廉洁自爱，奉公守法，不为攻讦自馁。”12月5日，审核《肃清贪污运动纲领》及《改革党务方案》，声称这两个文件“极为重要”。8日日记称：“《整理党务方案》《肃清贪污运动大纲》均已核定，中央党政小组会议亦已成立，惟秘书组织尚未着手。”同时计划成立“肃清贪污运动之组织”。12月28日，又将此事列入预定要做的项目中。
当时国民党的情况是严重缺乏执行力。许多计划、想法、做法都停留在口头上、纸上或决议中，议而不行，行而不果。《整理党务方案》、《肃清贪污运动大纲》核定了，中央党政小组会议成立了，但是，也就没有下文了。各地接收大员贪污情形日益严重，纷纷抢夺“房子、票子、条子、车子、女子”，一时有“五子登科”之称。1946年3月，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，认为这是“本党从根本上整理刷新的大好时光”，要求每一个党员都“为民前锋，为民服务”，决议加强对从政党员的管理。会议特别在《政治决议》案中增设“检讨部分”，认为“多年以来，官僚主义早已构成政治上最大弊害”，“假公济私为尤甚”，“一部分接收人员败坏法纪，丧失民心”。(《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》下)8月26日，蒋介石制订《收复区人民约言》，向刚从日伪统治下回归祖国的人民许诺：1.停止没收粮食。在收复区内凡有粮食的人民要向政府如实报告其存粮数额。其余粮由政府定价收购(但不许隐藏)。2.恢复人民自由，在收复区内的人民只要不违犯法令和公共秩序，均有集会言论之自由。3.严惩贪污人员，不论党政军人员，凡贪污舞弊达1万元以上者枪毙，并准民众告密(设密告箱)。4.处理土地，凡已分配之土地，只要其为自耕者，准予如旧耕种，但必须照二五减租规章缴纳租税。(《杂录》，《蒋介石日记》1946年年末附录)从《约言》第3条可以看出，贪污1万元以上者即枪毙，蒋介石准备实行比抗战时期更加严厉的惩处贪污办法，并且设立密告箱，准许百姓检举、告发。9月8日，蒋介石日记云：“党政军各级干部多幼稚无能，其间且真有贪污自私为中外人士所侧目，尤其是京沪一带，强占民房，擅捕汉奸，藉此拷作报复，直至受降年余之今日，关于此种非法行动犹在发展，以致怨声载道，外邦讥刺，诚使此心愧怍无地。”他当即执笔起草杜绝各种恶劣现象的“禁令”，一直到手臂酸疼，自感“疲惫”为止。
蒋介石的这页日记反映出，国民党的贪腐情况较之魏德迈1945年会见蒋介石时所言，又有更严重的发展，其六届二中全会决议、《约言》也未见什么效果。

转自互联网

（县委政法委 董文兵）